汪中求:从细节处解开清王朝衰败之谜(2)

   记者：人们常说凡事有因就有果，历史也跳不出因果的圈子。大清帝国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衰落，既然衰落不是起源于鸦片战争，那么大清的衰落应该追溯到哪里呢？
    
    汪中求：军事、经济的落后，自然源于政治、体制的落后。而大清帝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确地起自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就像今天的读书人读到的奇书《红楼梦》一样，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断于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是乾隆盛世的骄傲，另一方面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正是“盛极而衰”的暗示。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凭着文学的描写和议论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尔就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中国，他认为的中国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一直视自己为中央之国，其余皆为外化。因此对外的情况就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试图去获得精确的信息或作详细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对外国的文字记载，也往往混杂着大量荒唐的臆测，同时充满着不屑一顾的语言。”正如《中华帝国全志》的编者杜赫尔德的判断，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愚昧的”。我们自己的文献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清朝文献通考》卷293之《九裔》对“裔”的解释：“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我们的皇帝实在应该去看看海洋那边的世界，环顾一下“裔”人的生活。西方列强之所以不断强盛当由思想革命开始，而以大国自居的东方帝国此时竟然浑然不觉，就连后来已算特别开化的、写过《瀛环志略》的福建巡抚徐继畲都惊叹于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直到当过大使的郭嵩焘才有更为深刻一些的认识，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所以说，当时中国真正的大患是没有见识，与世隔绝。
    
    记者：我们说影响一个国家盛衰的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政治、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是怎么看待文字狱对国家衰败的影响的呢？
    
    汪中求：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了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再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虽然这时我们的大清朝正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其原因就是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文字狱”不是乾隆的发明，但在乾隆时期却很猖獗，其总和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之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疯汉以文字狱获罪25起。对疯汉梦呓似的语言文字都进行不合人情道论的惩治，这种看似荒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罪恶——对正常思维的健康人提出了“闭上嘴巴”的严重警告。当疯汉被千刀万剐、在死刑柱上嚎叫，正常的人性和自然的欲念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一个理性的人在专制的淫威下就不得不震颤，从此不得不变得自抑，不得不画地为牢，不得不变得千人一面。我们认为，乾隆之盛世，因文化的高压而成为中华大国由此转衰的里程碑，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发深重，与正在觉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从此差距日远。面对历史我们无力改变，在我们走向精细化管理的今天，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是必要的，要知道：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1750-1950的中国》汪中求 王筱宇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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